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一位老农用独轮车推着他饿死的儿子去埋葬

【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期，一位老农用独轮车推着他饿死的儿子去埋葬】1937年，国民政府采取极端措施阻止日军的前进。蒋介石下令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处炸开黄河大堤。

黄河泛滥，淹没了河南、安徽及江苏三省的大片农田，造成了约89万人的死亡，同时还造成了大面积的农田沙化产。

黄河水灾之后，河南的土地多次出现决堤泛滥，每次泛滥都使得黄泛区的土地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由于水灾后土地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土地质量下降，变得无法耕种。

1942年，河南省又遭受了严重的旱灾，随后的蝗虫灾害更是让农业损失加重。

其次，在抗日战争期间，河南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尤其是1942年对豫中和豫西的猛烈攻击。

这些轰炸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国民党采取了“就地取材”的政策，从河南等地强征粮食。

1942年河南省降雨量远低于常年，春播作物大幅减产，麦收仅一两成，秋粮更是几近绝收。

灾情本已严重，但当地政府在向国民政府汇报灾情时却担心上报实际灾情会受到惩罚，从而没有及时得到有效的救援。

饥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如啃食树皮、野草，甚至食用所谓的“观音土”。

许多家庭破碎，不得不卖儿卖女。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政策失误加剧了灾情。

1942年的报告中指出，河南人民已经陷入极度困境。《大公报》的一篇社评公开批评了国民政府的征粮行为和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

蒋介石随即命令该报停刊三天。

到了1942年，河南的灾情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0月，灾区的死亡率急剧上升。

河南省赈济会的代表前往重庆向国民政府求助，但蒋介石并未接见他们。

然而，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白修德决定深入灾区采访。

白修德在河南的实地采访道揭示了人们在绝望中甚至出现了食人事件。

同时，宋美龄在美国发表的演讲，对印度的饥荒表示同情，却对本国的灾情置若罔闻。

1943年，3月底，他带着调查结果找到了宋庆龄，通过她的引荐向蒋介石直接汇报灾情。

在白修德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面见了他。

面对白修德展示的关于灾区惨状的证据，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情况的严重性。

为了提升形象，蒋介石表扬了白修德的工作，称其比国民政府任何一个调查员都更为称职。

在白修德的报道影响下，国民政府加大了救灾力度，包括在灾区设立粥站，动员全国为灾区捐款捐粮。

几个月后，灾区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

同时，国民政府在河南的征粮政策继续执行。

由于河南交通不便，调运粮食困难重重。

当地官员在征收粮食时往往采取极端措施，强迫农民交出所有可卖物资。

蒋介石的政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汤恩伯作为其亲信，掌握军政大权。

他不仅大肆征粮，还利用权力赚取私利。

在灾难期间，汤恩伯还命令灾民参与修建黄河新堤，许多民工因劳累饥饿死亡。

当河南灾情最为严重时，各地县官恐惧承担风险，不敢开放公仓，灾民无法获得救济粮食。

而此时，日军在中国战场遭受重创，企图打通平汉线，国民党军队因缺乏民众支持而迅速崩溃。

河南农民在此期间纷纷起义，对抗国民党的军队。

1944年，汤恩伯的军队在战斗中表现糟糕，他的仓库中存有大量面粉却未能妥善使用，最终落入日军之手。

汤恩伯的行为最终被国内外公开曝光。

进入1958年，饥荒再次爆发。政府推行的高指标政策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自然秩序。

农村劳动力被错误地转移到工业部门。

此外，政府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粮食生产量大幅下降。

民众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

两次饥荒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使许多居民被迫迁徙，而1958年的饥荒同样加剧了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在应对这两次饥荒的过程中，政府的反应也有所不同。

1942年，国民政府由于信息闭塞和内部腐败，未能及时有效地进行救灾。

救灾资金被层层挪用。

而在1958年的饥荒中，政府最终意识到政策失误，并实施了一系列缓解措施，逐渐缓解了灾情。

那些经历过饥荒的老一辈人对粮食的珍惜可见一斑。

即使生活已大为改善，仍然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浪费。

参考文献：[1]韩福东.《一九四二》银幕外的河南饥荒[J].同舟共进,2013(2):76-78